图标人物:刘文斌(刘存有)

刘文斌
刘文斌
出生1891615日,光绪十七年(辛卯)初九
逝世1967年,农历丁未年

人物分类
京东大鼓 演员
刘文斌,男,京东大鼓演员。他原名刘存有,直隶宝坻县人。

他出身雇农,自幼喜好听书,22岁到25岁在热河卖艺。民国初年,农村经常闹灾荒,经常是十年九不收,在农村实在无法生存,28岁的刘文斌为了餬口进天津谋生。

他先后住在天津老城的城西义和斗店、孙家大院、吴家大院等处,也有时常住宜障后。当时他以剃头为业,是住在很多人伙居的小店儿。白天出去串胡同剃头,晚上休闲时唱上一段在家乡喜爱的大鼓书消遣。在农村种地时,他边干活边哼着小曲,已经学会了许多小段和长篇鼓书,像什么《刘公案》、《拆西厢》、《洪月娥做梦》等。当时下层的贫苦百姓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故此他唱的大鼓深受伙伴们的喜爱。有些人听得时间长了,觉得大家生存都不容易,白听也不合适,有时就主动地多少给些零碎钱。随着观众不断增加,攒起来的零钱反比剃头赚的钱还多,所以他也就逐渐的以唱大鼓作为另一条谋生之路了。因为平时总唱,自己也就自然地久练久熟了。自此以后他带着大鼓走街串巷演唱,经常活动在大沽路的小营市场一带。

“撂地”演出的条件很差,支个大布篷,用木板钉上几条板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刮风一半,下雨满完。”刘文彬还常说:“人歇工,牙挂队,肠子肚子活受罪。”由于刘文斌没有江湖门户,进天津城后曾受到城里的艺人和地头蛇们的排斥,在演出时被人家踢了场子搅局,还没收了大鼓。这是因为他没有江湖师父带道,也不懂得“春典”(江湖术语)与他们盘道。在天津城干这行是不成了,只好回到店中向老乡们告帮。

要想再干这行就必须拜师,他带着行李回到宝坻后通过老乡介绍,在庙会上拜了宋恩德老先生为师。宋先生还专门向他传授了艺人们用的“春典”、门户规矩,据回忆他还在庙会上请了许多艺人们吃了一顿驴肉、烙饼,花去了他整整一年赚的钱。宋恩德老先生是个半盲人,绰号叫“宋瞎糠“。按辈分刘应是“文”字辈,取艺名叫“文斌”。刘文斌的这一支祖师是“梅”家门,排字是按“继、承、龙、元、玉、唐、文、书、化、其”。刘文斌的平辈师兄弟很多,天津的齐文洲李文俊、唐山的靳文然齐文丰刘文迅等都是“文”字辈。

经过一番周折的学徒之后,刘文斌闯过江湖关后又再到天津献艺。这时还结交了许多各行艺人,又进一步地开阔了艺术眼界。他对京东大鼓的演唱进行大胆改革,先把上场的那一句唱词抹去,改为:“表的是……”开门见山,直接入活。在简洁的基础上再加上嗓音宽厚,字正腔圆且韵味十足。通过不断演出,还固定了许多基本唱腔。加上他演唱的曲词准确、通畅,在唱腔方面还吸收了一些农村小曲、地头调。他还有一种唱法,就是吸收老学究儿背诵古诗词的平仄韵味,这种演唱嗡声嗡气,用的是背工嗓(头腔兼脑后音),被人戏称“坛子大鼓”。

这时他除了搭布篷“撂地”演唱外,还坚持走街串巷,进大宅门、公馆演唱。他说第一次演唱是和师弟李文俊去应承的。当时是阔家主人点唱,点了他师弟李文俊一段《罗成算卦》,正巧他师弟不会唱这段。李文俊则推荐师兄刘文斌代唱,主家不愿意,便拿刘文斌开心,说;“他长的那样子,哪能唱的了呀?”当时刘文斌正有病,穿戴也不讲究。后来经别人说情,还是让他唱了。头几句京东大鼓唱得声音洪亮,各个楼里和附近的人都围拢过来,掌声不断。大家都交头接耳问唱者是谁?因此刘文斌的名字不胫而走,响彻津门。

后来听他的人越来越多,请他演出的剧场也越来越多了。过了一段时间广播电台约他长期直播演唱,因演唱技艺精湛被电台长期录用。通过广播,刘文斌声振天津以及北京、河北等地。当时天津的广播电台都是私人开设,有“中华电台”、“仁昌电台”、“东方电台”、“青年会电台”。这些电台都是为商业服务,电台开播之前都由演员播上一段商品广告。那时经刘文斌报播的广告有延寿堂的药品广告:“调经养血,一元钱。白喉蛾子,一世福,一家乐。”同时还介绍天津东马路药店的生乳灵。当时经济大战,也都利用电台宣传商品增加效益,在把商品推出去的同时,也把演员推上了市场。当时拥有收音机的人家很少,有的大买卖家为了招揽生意,店铺门口放一个大喇叭,每逢早晚,人们都到店铺门前听刘文斌演唱。有的干着半截活把活停下来,也有的正在生着炉子,因听唱把炉子给弄灭了,拿板凳坐店铺门前听。这时刘文斌红了,京东大鼓的名声在天津也越来越大了。因为他的演唱有独特的风格,词曲又通俗易懂,适合广大贫苦市民听众接受,尤其是那些反映家庭生活的唱段,深受城乡妇女们的喜爱。因为他演唱的曲目中,在描写爱情以及平民生活中的悲、喜情节方面特别见长。这些曲目能像聊天叙家常那样自然朴实,也有些警世人生富有哲理的曲词。后来在茶园演出、电台播出频繁的情况下,对方问他唱的是什么大鼓?刘文斌坦诚地说:“我们是京东人(京东是指通县、三河、武清、宝坻、蓟县、香河、宁河等县),就叫京东大鼓吧!”这就是“京东大鼓”之名产生的经过。

刘文斌唱红津门之后,随之也就有了些关于生意上的矛盾,按刘文斌的话说:“树大招风了!”这是因为他的节目受到听众欢迎,同时有“中华”、“仁昌”两个电台抢着让他演唱并报广告。“中华电台”要给他提高播出费让他只在此独家电台演播,并说要付多出几倍的报酬。刘文斌为讲信义,毅然拒绝了“中华”的要求。他坚持在“仁昌”、“中华”两个电台演出,因此引起了双方电台矛盾和冲突。“中华”为了抢他,利用地痞帮派势力给刘文斌写了几封匿名信,并在每封信中都画着小刀子,写着要杀死刘文斌,曾经在一天里接到了40多封信。这样一来,闹得乌烟瘴气,空气十分紧张。刘文斌再也无法去演唱,于是和同行们商量,他们提议找延寿堂的乐老板商谋对策。这位乐老板是河北省大城县人,在天津经商多年并且还有些威望。他反复考虑后说:“我去外边走动走动,拜求各方看是否有转机。要是不成就也只能回老家宝坻县再谋生路,天津卫是无论如何也站不住脚了!”他还把刘文斌留在后院暂避,亲自去西北角拜访王三爷(青红帮头目),请求他给予关照解决。乐老板叫刘文斌前来向王三爷述说原由,王三爷听罢马上拿起电话向警察局说:“谁想成心闹事……”接着又说了些让他们关照的话,警察局的官员们当然答应对这件事给予照顾。后来刘文斌花钱请客才平息了这场事端,继续在两家电台演唱。

在他演唱的兴盛时期,正是奉军驻守天津。因为刘文斌唱的是略带乡音的普通话,与东北的方言容易沟通,所以这些东北人也特别喜欢京东大鼓。随着他的艺龄增长,在演唱技艺方面也不断地升华提高。又因他为人也非常朴实憨厚,能与许多艺人们同台献艺并成为益友。在天津曾与花四宝张寿臣陈士和马连登马宝山翟青山刘宝全一起同台演出,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曾在南市燕乐茶园(解放后改称红旗剧场)先后与刘文霞常旭久于瑞凤程玉兰郑蝶影曹宝禄高德明陶湘如、花四宝、白云鹏戴少甫于俊波侯宝林郭启儒等一起演出。在南市庆云茶园(解放后改称共和剧场)先后与常连安常宝堃常澍田金万昌马三立侯一尘、张寿臣、王佩臣等一起演出,从在前几场位置一直到能攒底演唱。20世纪40年代,他在平安茶园(今称长城影剧院)长期攒底演出,此时正是京东大鼓扬眉吐气之日。

1938年,由国乐唱片公司邀刘文斌灌制唱片12张,计有《郭子仪庆寿》2张、《拆西厢》1张、《隋炀帝下扬州》2张、《庄子扇坟》1张、《王二姐思夫》2张、《刘公案》4张。唱片灌制完成发行后使京东大鼓传遍全国各地,在社会造成一定影响。有些唱片还流传于港、澳、日本等地,使之成为北方曲艺中主要曲种之一。当时有一行专门做唱片生意的小商贩,人们叫“放话匣子的”。他们是背着留声机走街串巷,放上唱片叫大家欣赏。常有人点名要听刘文斌的京东大鼓,因此有时在大街小巷不时也能听到他的唱段。那时是按唱片听的多少收费,36个小铜子儿能听6张唱片,60个小铜子儿能听12张。

刘文斌在天津唱红后,在各个电台的演唱应接不暇,同时还到剧场演出。他为人忠厚热情且仗义豪侠,曾介绍他的老乡齐文洲、魏喜庚、马宝山等艺人到电台演唱,还把自己的演唱时间长期让给了他们。当时他们都是从农村来的小商贩或以身为业的劳动者,生活很是艰苦。魏喜庚是宝坻县东广林木村人,到天津做弹棉花打被套工作。他在家乡会唱平谷调,到电台演唱过《龙潭鲍骆》。齐文洲是宝坻县崔黄口乡西老鸦口村人,原是到天津拉胶皮的搬运工,能说《马潜龙走国》。李文俊是宝坻县崔黄口乡东老鸦口村人,到天津是做卖扫帚的小生意的。刘文斌不忘旧情,把自己的生意路让给了他们并支持他们走上了艺术道路。齐文洲文化较高,虽然唱腔粗犷但说的文理性强,曲词句较为讲究。尽管刘文斌让出了很多电台演出,还是有很多电台愿请其演唱并做广告。先后有“仁昌”、“东方”、“青年会”、“新中央”以及“天津特殊广播电台”等,他一天要赶包到几个电台演唱,京东大鼓在听众当中自然会有巨大影响。

刘文斌的演唱能受到社会各阶层听众欢迎,这与他的弦师配合默契是分不开的。他的弦师李景山先生,也是他的同乡。李景山先生是自学成才,小时候因个子矮够不着弦子的上把,便把弦子挂在窗户棱儿上练习。他伴奏刘文斌的京东大鼓有独到之处,在演出时经常有听众给伴奏叫好。他的三弦弹奏得快、稳、准、活,且能托腔保调,尤其是李先生独创的跪弦弹奏“学舌”绝活。在书场演出前,他经常用三弦摹仿笙、管、笛、箫等民族乐器的演奏、合奏以及动物家禽的鸣叫,很受听众欣赏。天津解放后,李先生住在南开区南大道白房子胡同益友里8号。刘老师在幼年时他俩就搭伴演唱,几十年来没有分开过,直至李景山先生于1960年病故为止。因李景山先生病故,刘文斌也就退出舞台不再演唱了。

刘文斌的京东大鼓能受到听众的喜爱,并达到日臻完美的艺术成就,主要原因就是没来津前,在农村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炼。他幼年时就爱听大鼓书,受张瘸老、霍亮的影响,已经学会一些小段和长篇鼓书,边干农活儿边哼唱,同时也买些唱本改编演唱。比起其他艺人他能识字,但文化水平并不高。有一次唱《拆西厢》时,其中有一句“咱们老爷贪赃图了贿,屈了人家的好文才。”错把“图了贿”唱成“图了有”,让有文化的人喝了倒彩,结果闹出了笑话。这一次失败成了他的动力,一方面他又继续学习文化,另一方面在农闲或荒年旱月,去口外做些小买卖,开阔眼界闯荡锻炼。当时北口外是古北口、喜峰口的长城以外,那时人们“常去热河八沟喇嘛庙拉骆驼”的地方。有时骑着毛驴,有时挑着挑,带些日用小商品,如针、线、顶针、火镰、灶王神马儿、年画、皮鞭梢儿等东西赚些小钱。有时到山里农家支起大鼓连说带唱,挣些粮食到集上换些铜钱。这样他既得到了锻炼又增加了阅历,也可赚些钱养家餬口。当时艺人演唱很艰辛,他有时连续唱五六个小时。唱得时间长了,嗓子哑了,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因为唱不出了声音心里着急,就用听别人传的偏方,用辣椒熬水一喝就是半碗。所以他的嗓子后来变成沙哑,因此他又坚持苦练,终于练出一条利用头腔和脑后音共鸣的坛子味。这种味道最有特点,一般人难以模仿,因为有了这些经历给他来天津演出奠定扎实的基础。

刘文斌在来天津前,原有说评书、唱大鼓的艺人都各占一方。评书艺人张杰鑫编演《三侠剑》,木板大鼓艺人“舍命杨”说唱《呼家将》以及西河大鼓艺人朱大官等都在天津献艺。刘文斌在电台、书场演出,越来越觉得曲目不够用。他有个盟兄弟告诉他说:“天津到处都是财,你就是没有取财的工具,工具就是新书。”于是刘老师就自己改编创作,边看书边演唱新书,很快增加了许多新曲目。他累的头晕脑胀把眼睛都熬红了,排练后的新曲目还请名人指导。因此他的曲目很宽,书目唱段越来越多。后来他在书场演出一个月,能做到每天唱两段从不重复。他当时的常演曲目有《十字坡》、《双锁山》、《刘金定观星》、《朱买臣休妻》、《诸葛亮招亲》、《诸葛亮押宝》、《借女吊孝》、《铁冠图》、《韩湘子上寿》、《郭子仪庆寿》、《昭君出塞》、《洪月娥做梦》、《探窑送米》、《倒娶连科》、《大西厢》、《王二姐思夫》、《罗成算卦》、《渔樵耕读》、《肃六篡位》、《隋炀帝下扬州》等上百段。中长篇大鼓书有《刘公案》、《呼家将》、《小八义》、《响马传》、《十粒金丹》、《回标记》、《玉杯记》等,这些都曾在电台演唱过。他生前没有留下影像资料,虽然在广播电台留有很多唱段录音,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部分都被损坏,现在天津电台只保留他一段《王三姐剜菜》以及那些唱片传世。

1949年天津解放后,穷苦艺人翻身当家做主,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刘文斌参加了河西区书曲队还被选为区人民代表。他精神奋发老当益壮,在年近花甲之年还编新、唱新。为了配合宣传他曾在电台演唱过《小二黑结婚》、《刘巧儿》等现代曲目,为形势需要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还演唱过新编小段《送面汤》。20世纪60年代初期,天津市文化局领导多次推荐他到电视台现场直播,他认为自己年事已高,应该多把出头露面的机会留给青年一代。他曾在1960年到下瓦房闽侯路20号的河西区戏曲、曲艺培训学校传徒授课,当时跟他学习的有刘振东王桂茹李二景等同学。

刘文斌早年没有收过专业弟子,只在日伪时期亲传一名徒弟。他按本门户传“书”字辈取艺名卢书中,三年习艺期满后颇有发展。可惜英年早逝,刘文斌因弟子去世而伤感,再加上平时演出繁忙也就没有再继续收徒。他的儿子叫刘少斌,幼年学习弹弦专门为京东大鼓伴奏,弹得很有特色颇具其父遗风。曾在电台为介绍刘文斌的艺术生平,还请刘文斌的弟子们帮忙回忆刘文斌的事迹并整理出文稿播放,已辞世。刘文斌在社会上以及工矿企业的徒弟却是桃李满天下,虽然这些弟子们的唱法各有不同,确实都是向刘文斌学过艺。他的业余弟子有董湘昆王辑馨刘汉武岳金义宋万峰张梁孙志华等,其中董湘昆成就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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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湘昆李承秀王辑馨魏西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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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09-05-22
编辑整理:崔征、小豆子、崔继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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