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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名家白全福——我家作艺生活忆述

我叫白全福,是说相声的。我家从事曲艺活动传到今天,已经是四代了——我祖父、父亲(包括我二爹)、我本身和我的两个儿子。论年代,如果从我爷爷开始进戏班学戏的年头算起,已有一百年的历史。现在我就根据个人所了解到的有关我家几代作艺的情况及本行的其他一些人的情况,拉杂地说说。因自己所知有限,有的谈得较详,有的说得很少,特别是对于老一辈的事情,可能有说不清楚的地方,有待知者补充指正。

一、我的祖父白庆林——“云里飞”

从根说起,我们家的祖辈们原住在北京西直门里,靠摆菜摊为生。提起我家老祖先是白布将军,属于镶白旗的汉军,在旗人中是最次的一个旗,因为我们不是随着清兵进入关里,而是从关内随清兵来到北京城的。

我的祖父白庆林,生于1869年(清同治八年),逝于1941,年,活了七十三岁。我的老祖在我祖父小的时候,把他送到京戏班学戏。当时北京梨园行,除四大徽班外,还有嵩祝成戏班,我祖父在该班坐科学艺七年,他学的行当是开口跳,象杨香武、朱光祖、时迁这类人物的戏,全是他拿手的好戏。他在表演上,武功扎实,身段灵活,在清末庚子前后,北京各戏班演戏,他全参加过,与谭鑫培、梅巧玲等老先生们同过台,轮流在三庆、庆乐、广德、中和、天乐(华乐)等戏园演出,可是他并没有成为名角,只是一般演员。我祖父看到这种情况,感到吃戏饭很困难,“会干的是戏饭,不会干的是气饭”,所以他决意改为“撂地”作艺。但是庚子年北京因遭受八国联军侵占,市面冷落,撂地又赚不了钱,我祖父就带着我父亲去京东各县,参加野台子戏班演出,结果他们爷俩还是挣不了多少钱,不得已返回北京,照旧“撂地”卖艺,以养家糊口。

祖父白庆林在“撂地”时,感到限于演出条件,不能按戏班在戏园的正规演唱办法演出,于是他创出一种所谓“滑稽二黄”,即演唱一些京戏爱好者喜欢的唱段,从戏中找笑料,以博得观众哈哈一乐。这种表演别开生面,化妆极其简单,只用大白粉在眼眶外边画上两个白圈,再按不同的剧中人物,穿上相应的“行头”,就算齐备啦。而这些行头是用一些零星破烂品代替的,比如祖父常戴的豆包帽,支出它的两个耳子,就当“相纱”,用自己穿的破大褂当蟒袍,用自行车的里带当“玉带”,用一根木棍儿拴上一块布,就当作“令旗”。特别是他用当时的“哈德门” 、“红锡包”、“大联珠”等牌子的香烟盒,做成形状各异的戏帽,五颜六色,很是滑稽。表演时,他用嘴当胡琴和锣鼓,抓哏取笑,插科打诨,使看戏的不由地从内心发出欢笑,经常使观众笑得直不起腰来。

祖父初创这种滑稽二黄时,我父亲年纪还小,由于演出的需要,他经常跟着我祖父在演戏中赶角儿唱一出戏,爷俩配合默契,使演出妙趣横生,例如,在演唱《连环套》时,先表演“插刀盗钩”,祖父饰朱光祖,先唱“石榴花”和翻斛斗吸引观众,然后祖父和父亲又分别扮喽罗兵。祖父问:“做什么的?父亲答:“奉寨主之命,下山打一桩好买卖,禀报寨主知道。”祖父又问:“可有腰牌?父亲答:“怎地没有!”接着他唱:“从身上取下腰牌,何言列位去交待,见大王急忙交差,山底下来了好买卖。”这时就翻斛斗,翻踺子,小翻四十个,最后走到场子前边,来了一个虎跳前坡,一条腿站着,念着锣鼓经“崩、登、仓”用手一指观众说:“掏钱!”引得观众哈哈一乐,于是纷纷解囊掏钱。

要完钱以后,接着表演“拜山”,两人又变换角儿了。祖父饰窦尔墩,父亲饰黄天霸。演到送黄天霸下山时,祖父骂父亲:“出去吧,小王八蛋!”父亲说:“您骂我小王八蛋,您在哪里?”祖父说:“我成了王八啦!”这是一个‘包袱”,引得观众哄然大笑,于是又趁机向观众要钱。

在演《叭蜡庙》时,祖父饰费得功,父亲饰费兴,当祖父唱到“孩子们带路去逛叭蜡庙,太岁逛庙神鬼哭嚎”时,祖父抬腿,口中念“达得康切布鲁康切康”的四击头锣鼓点儿,来个亮相,父亲趁势翻个吊毛,祖父再来一个亮相,告诉父亲:“我的棉袄撕啦!”这时我父亲向观众一回头说:“掏钱!”

在表演《阳平关》时,祖父饰曹操,他把头上戴的“豆包帽”两边耳子耷拉下来弄平了当作“相纱”,穿上一件大褂当蟒袍,又用一根小棍儿拴上一条手巾当令旗,打扮成曹操模样。他对观众说:“我学黄润甫先生的曹操,就学他饰曹操上山这一段,您看我怎么上山。”于是他就摇摇摆摆地表演曹操上山的姿势,唱“白山脚下火焰飘,旌族招展空中摇,下得马来某就上山道。”上去绕个弯,再唱末一句“学韩信在九里山把令摇。”跟着把令旗一摇,往后一背,活象孤哀子打着魂幡模样,这时父亲搀着祖父哭着说:“孝子道谢啦!”引得观众哈哈大笑。

这就是祖父在“撂地”场上演出滑稽二黄的情形,每唱一段敛一次钱。他所创兴的这种京戏唱法,很受一般市民的欢迎。他在演唱滑稽二黄时,装龙象龙,装虎象虎,特别时他有扎实、灵巧多变的武功,表演虎跳前坡、台蛮、踺子、小翻、铁门坎等,都非常熟练,尤其是他的铁门坎,能来回表演达十五六个或二十个,气力始终充沛不衰,且能翻很高,一般人只翻一个番,我祖父能够高翻两三个,象在天空翻腾一样,因此人们称他为“云里飞”,成为天桥“八大怪”中的第一怪。

第二怪是“楞米三”,以“开”石头出名,他能把整块石头用手剁开,如果连续数到“三”没有把石头剁开,他就不向观众要钱。人称他为“楞米三”,在天桥也是一怪。

第三怪姓黄,唱木板大鼓,净唱荤段子,很能逗哏,常常逗得观众捧腹大笑,而他自己板着脸毫无笑容,他的怪就怪在这里。

第四怪是“老万人迷”,是“万人迷”李德钖的父亲。这位老万人迷先生,脚上是六个脚趾头,他老是光着脚丫,显露着多的一个脚趾,这个脚趾象其他脚趾一样,能活动自如,故人们称之一怪。

第五怪是说相声的前辈老范先生,他的名字我不知道,只知他是焦少海的师傅范瑞亭的父亲,天生是个豁子嘴,嘴皮子艺术不行,不能说绕口令,一说绕嘴的“活”,嘴便成三叉嘴,乐的时候牙都支出来。

第六怪是盘杠子的赵瘸子,他两条腿全迈不开步,用脚蹭着地面走。但是练杠子的功夫出奇,无论是上手功夫,或者是立大顶、磨盘,全表演得很好。特别是“扯旗”功夫,他能倒着拔上去,又能倒着拔下来。

第七怪是说评书的老周先生,是说相声的“周蛤蟆”周德山的父亲。他的长相是大肚子,小脑袋。他的场子上有一张桌子,桌底下有一条他心爱的狗,他每说完一段向观众要钱时,这条狗就汪汪地叫起来。观众们一听狗叫,就知道他在要钱了。

第八怪是“管子张”,他善吹小笛子,故得此绰号。他既能吹奏乐器,又会口技,特别是学鸡呜、狗吠、驴叫等,非常逼真。他在场地上立着一个圆筒形的布帐子,每逢表演时,他藏身帐内,学些大姑娘、老太太对话的口技,全是荤的,绘影绘声,维肖维妙,很能引人入胜。他说一段,吹一番唢呐,然后掀开布帐子出来要钱。但是他从帐子里一出来,观众就走散了。人们对他说:你应当先要钱,然后再说口技。他不改,总是先吹完了、学完了再要饯,因此人们说他是一怪。

天桥“八大怪”过去很出名,老北京人都知道。

祖父到了五十几岁多由于生活的艰辛,体力日趋衰微,翻不了觔斗,于是就“弃武就文”,走上了说评书的道路。他拜评书艺人恒永通老先生为师,学说评书《西游记》。他拜师是经我外祖父灵文圣介绍的,我外祖父也是旗人,在清末说评书的当中,是文字辈,辈数最大。

我祖父改说评书时,他的艺名叫庆有轩。他自己原来有《西游记》小说的底子,自从拜了恒永通为师以后,由恒师傅把《西游记》中一些精彩章节的内容串上,让它连贯起来,由唐玄奘降生说起,到通天河完,形成一部生动有趣的评书。

祖父说评书的方式叫“鱼鼓简板”,就是在说书时,手里拿着一个筒子,筒子口蒙着鱼皮,另外还有两片竹板,说几句,“蓬蓬”地敲几下,随说随敲着筒子。祖父本来没有什么文化,他就凭着一点记问之学,练达世事人情,知道许多事情,明白一些道理,说起书来头头是道,绘声绘色,非常传神,再加上他有演戏的基础,在表演书中人物时非常细致入微,受到听众的欢迎。他边说边表演,特别是他说到孙猴一个觔斗能翻十万八千里地时,因为他在京戏班学过武功,在说书时,连说带表演,很能吸住观众。

祖父说《西游记》,每一回为一个段落,哪个“扣子”该捧该细说,他心中有数,净找热闹的情节说。全书一百多回,他能说上七十多回精彩段子,能挂住常座,一二百人的说书馆,在他说这部《西游记》时,没有“穴眼”,就是没有空座,叫座能力之强,是非常惊人的。在说《西游记》这门书里,我祖父是“门长”。当年有位邢意如,也是说《西游记》的,是我祖父的徒孙。

祖父说评书时,没有固定的园子,在北京各城区转着说。那时北京说书馆的营业情况是正月、二月买卖最好,进入五月后就不太好,是背月季节。在背月时,我祖父去到天桥、隆福寺、鼓楼、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等热闹地方和庙会“撂地”作艺,到了十冬腊月,再挪到书馆里说。祖父说书的时候,还附带着卖药糖。药糖的名字叫“沉香佛手饼”,是用豆蔻、丁香,肉桂、沉香和素砂糖做材料,有开胃的功效,每天由祖母在家里熬制。祖父到“地上”说书时,顺便带着它,在场子里售卖,藉此多得一些收入,凑合着维持全家温饱。

我祖父除了能唱滑稽二黄、说评书《西游记》以外,还学会了一手用沙子写字的绝活,这是跟朱少文先生学的。

朱少文是清朝咸丰年间人,外号“穷不怕”,原是唱小花脸角色的,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既善于说笑话,又能唱太平歌词。他编过《五猪救母》、《韩信算卦》、《白猿偷桃》、《屯兵作梦》、《百家姓》、《千字文》等太平歌词的段子,自编自演,成为一绝。他在撂地演唱时,为了吸引观众,先用白沙子在地面上写字,边写边唱:“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竖着瞧川字模样,……”从一唱到十后,又从十唱到一:“十字添一撇儿念个千,千里迢迢送京娘;九字添一点念个丸,丸散膏丹数着药王……。”

当年朱少文老先生在地上写这些词句时,因为其中包括汉字写法和历史故事,且含有教育作用,很能吸引观众。我祖父学朱少文,也模仿着编过《八大吉样》,每逢在撂地演唱时,用白沙子写在地摊前,“一大念个天,神农问轩辕,问女蜗哪里去?炼石补青天。木兆念个桃,王禅问王敖,问孙膑哪里去?后花园内去砍桃。二木念个林,林冲问施恩,问武松哪里去?拳打快活林。……”祖父用沙子写字,等到他写完了,把观众也吸引的差不多了,然后再正式开始说唱,这种办法,叫作“招人”。

二、我父亲白宝山——“小云里飞”

我父亲白宝山生于1890年(光绪十六年),逝于1959年,终年69岁。他原来的名字叫白玉恒,按旗人的习惯他又叫“玉子”。白宝山这个名字,是他在民国后改用的。

我祖父白庆林,与北京喜连成社——即后来改称的富连成社科班创始人叶春善先生素有交谊,因为家境生活困难,在该社初成立时,就把我父亲送去学戏,学唱花脸,艺名白喜奎,与已故去的雷喜福、侯喜瑞等先生都是同科师兄弟。因为当年吃唱戏这行饭不容易,祖父脱离戏班改撂地卖唱时,把父亲从喜连成社也叫出来帮着干,后来再想回社,但限于社章,未能如愿,即专心致志地练习翻觔斗武功,辅佐祖父撂地演唱滑稽二黄,也说相声。

祖父健在时,由父亲陪着到各处撂地,祖父改说评书后,父亲独自继续演唱滑稽二黄。当祖父晚年病情有所好转,又帮着父亲演唱。因为祖父有老人缘,帮着父亲唱,为的是多吸引一些观众,多赚一点钱。在旧中国二十几个行省里,都知道有两代“云里飞”。上海流行的滑稽二黄,也是学我祖父和父亲创出来的路子,直到今天相声演员们演出的所谓“反串京戏”,仍是依据我祖父、父亲当年所演唱滑稽二黄的模式。

父亲继承和发展了祖父创兴的滑稽二黄。他的特点是善于说逗哏话,虽是撂地,场子四周常围满观众,和祖父一样,能“圆”住了人。他在“上地”演唱时,一开场先来一段数板,数完了,说一段单口相声,然后才向观众们说“我给唱一段”,就引到滑稽二黄方面,一人唱、两人唱、三人唱都行。经常表演的是《丁甲山》、《连环套》、《刀劈三关》和《穆柯寨》等戏。

在表演《连环套》时,我父亲一个人兼饰窦尔墩和黄天霸两个角色,有时还加上朱光祖。他在一开头常这样说:“武生我学杨小楼,花脸我学金秀山。我唱哪一段呢?我就唱送天霸下山吧。”交待完这几句就表演起来:“天霸呀,天霸!窦某离了山寨不远,不能远送了。”又赶黄天霸角说:“窦寨主,告辞了!”黄天霸下山后,又饰窦尔墩,唱完一段便向观众要钱。

在表演《刀劈三关》时,我父亲先说“我再唱一段《刀劈三关》,学汪大头,您听听象不象?我不象汪大头,您看,我象梆子头。”说完了这几句,逗得观众哈哈一乐,然后他唱起散扳。当唱到最后一句“呀”的尾声时,观众不约而同地被他的腔调逗得哈哈一乐,父亲便趁着这个热闹气氛又向观众要一次钱。

这是头三场戏,由我父亲自己唱。接着由徒弟们唱一个整出的戏,由我父亲赶零碎角色,或是“拉架子”,藉此让他缓口气,歇一会儿。

我父亲一生,虽是长斯“撂地”,但由于他善于经营组织,后来在场上添了乐器,有文武场面伴奏,比我祖父只用嘴念叨锣鼓经有所改进,这对滑稽二黄的演出是一个发展。这时他开始收徒弟。

我有一位表哥,名叫王宝林,是我大姑姑(姑爸爸)的儿子。他原来是唱戏的,因为嗓子不好,说句行话叫没有本钱,于是改学场面,后来跟着父亲撂地,打单皮小鼓。父亲有个徒弟常凤山,也是因为嗓子不好,在父亲的场子上担任场面活,他能打小锣和大锣两样乐器。一个人在场面上同时担任两样家伙,是从我父亲创兴的。在父亲撂地的场子上,自从添了锣鼓等场面,最初只有三个人干六样活,打大锣的带打小锣,打小鼓的带打堂鼓,拉胡琴的带吹唢呐。后来又添了两人,一人拉二胡,一人弹月琴。这一堂场面,共为五人,彼此合作,非常协调。

父亲继承了祖父传授的滑稽二黄,也称“歪唱京戏”。他说:“唱滑稽二黄,目的就是要逗人一乐,唱什么段子,没有什么死规矩,看个人情况,会唱什么戏,就套什么戏,要见景生情,要灵活不能死板,要开拓出个人独有的新路子。”我父亲不但能唱文戏,而且也有一手很熟练的翻跌武功,因此他在北京天桥被誉为“小云里飞”,成为“新八大怪’的一怪。

我父亲白宝山能成为天桥的“新八大怪”之首,是因为他有许多绝活。比如说他在演出《连环套》时,在表演朱光祖盗取窦尔墩的护手双钩时翻觔斗很冲,踺子小翻,能连续翻几十个,翻完了,来个人脑袋扑地,多达五十个,使观众为之惊叹。我父亲还有一手绝活是五官能挪位,他能把自己的耳朵塞在耳朵眼里,塞进去以后,他口喊着“一、二、三”一拔,耳朵又出来了,逗得大家哈哈一乐。我父亲还有出奇的,他自己的舌头,能舔到鼻子眼,象牛一样,而且他连眼皮都能动弹。他常以这些博得观众的一乐。所以他被称为“新八大怪”的一怪。

第二怪绰号“大金牙”,是拉洋片的。他说话时嗓子老是劈劈拉拉的,怪在他每逢说唱完一段的末一句,总要“唉“一声,好象很受委屈似的,所以称他一怪。

第三怪是蹭油的。他是个小矮个儿,八字脚,脑袋上长出了两个尖,怪模怪样。在天桥摆个小摊,放着几块橡皮一般大小的院子块,他嘴里吆喝,手里比划着说:“这样的,那样的,擦拉,擦拉,蹭油的,不管你衣服上有多少块油迹,我一蹭它就掉的呀!”一遍又一遍地说着,他用小胰子块给围观的人们蹭油,果然一蹭就掉。人称他是一怪。

第四怪是让观众瞧西湖景照片的。一个大铜子儿看一套十二张。他手里拿着很多张风景照片,一张一张地唱着让观众看。他早先总在天桥撂地,后来又挪到西单、东单和赶庙会。

第五怪是砸石头的常傻子。他是“楞米三”的徒弟,旗人,染有不良嗜好,身材又矮又瘦,胳膊象麻杆儿,但是他有劲砸石头。比碗口还大的石头,他高声碱着“啊!开!”手落下石头就被砸开了。观众们看他这么细弱的胳臂,居然能一下切开石头,所以称他是一怪。

第六怪是“大兵黄”,他原在北洋老毅军里当差,后来落魄到天桥卖药糖谋生。他身穿前清的长袍,黄马褂,足蹬夫子履,背着—个小口袋,手拄着—根拐棍儿,怪模怪样的。他实药糖时好发牢骚,对北洋军阀的混战甚为不满,常是借题发挥,咒骂那些祸国殃民的军阀、官僚们,说到最气愤的地方,要妈妈长、妹妹短地痛骂,骂完了卖药糖,观众们拿他当作—个怪人。

第七怪是摔跤的沈三,代卖大力丸。他所以能成为—怪,怪在能开砖。他把一块新砖立着,旁边放一碗水,用手一打,砖的上半截打出去了,底下的半截,照常立着不动,这叫“截杯扇砖”。
第八怪是数来宝的曹麻子。他身高面瘦,留着小平头,吃早上没晚上。他敲打牛胯骨数来宝,无论唱什么段子,他都不乐,老是绷着脸,装疯卖傻地唱,其怪在此。

匿名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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