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高元钧
高元钧，男，山东快书演员。原名高金山，河南宁陵县张弓镇和庄人。
因幼年家贫，7岁就跟随双目失明的四哥背井离乡，卖唱乞讨。11岁时，他来到了南京，依靠四哥在下关码头“撂地”卖唱的微薄收入，勉强糊口。此时，适逢演唱“武老二”（山东快书原名）的老艺人戚永立也到南京演出，高元钧便登门拜师。他又在卖艺过程中，得到同路的郭元顺的指导，艺术上逐步完善。1930年，高元钧14岁时，通过郭元顺代师收徒，他才正式成为戚门弟子。后又得到了戚老先生的亲自传授。
高元钧对山东快书的最大贡献是改造并发展了这一古老的艺术种类。旧的山东快书曾是艺人在农村混饭吃的玩意儿。他们手持两块瓦片，往地头一站便打板开说。为了迎合当时的观众，每个段子中都夹杂着一些粗野不堪的唱词和某些低级下流的细节描写。每次开场前，说书人都要哈哈腰、拱拱手：“大姐、大嫂、大婶、大娘，赏赏光，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别听我们在这胡说八道，女的轰走，男的留下。”当时这些段子被称为“荤口”。它不仅影响了该曲种的广泛传播，而且也危及到这门艺术自身的生存。而高元钧历史性的贡献就是将这些“荤口”全部改编为“净口”。但由荤变净却是一个极不容易的过程，它不仅要求改编者有深厚的艺术造诣和功底，而且要求作品重新寻找新的“包袱”来吸引观众，使观众喜欢并接纳。
高元钧从1940年开始，一方面剔除“荤口”，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向姊妹艺术借鉴，努力提高自身的艺术表现力。当时，只要有戏曲界、曲艺界艺术名家的演出，他从不放过观摩学习的机会，从而使这门艺术进入了一个更高的档次。张军在《山东快书的创作与演唱》一书中说：“（高）身材魁梧，嗓音洪亮，艺术上刻苦钻研，表演极为风趣生动，且善于从相声、京剧等姊妹艺术中吸取营养，丰富、发展了快书表演形式，形成流行全国的‘高派’。”高元钧表演的《武松打虎》采用了很多戏曲手段，加上山东快书原有的魅力，使观众不知不觉沉醉其中，从前的“荤口”就这样逐渐被真正的艺术创作所代替，形成人物鲜明、感情真挚、幽默夸张的表演风格，自成一派，世称“高派”。
“武老二”改革的成功，使其进入了高层次的娱乐场所——青岛市的曲艺园子青莲阁。从此，它开始与当时被认为比较文雅的兄弟曲种同台献艺。1946年高元钧应邀去南京献艺。其间，他参加了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组织的“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演出大会。翌年，他再返上海，又参加了左翼作家们举办的“纪念‘五四’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示威演出活动。他所演唱的《武松赶会》、《鲁达除霸》等歌颂英雄义士为民除害的节目，深受广大观众欢迎，并得到郭沫若、田汉、洪深等文坛名家的称赞，郭老当时赞誉高元钧同志为“民间艺人的一面旗帜”。
原来，由于曾用竹板击节，山东快书一直被叫做“竹板快板”；20世纪30年代，高元钧登台表演时曾叫做“滑稽快书”；直到1951年他在上海录制《鲁达除霸》唱片时，根据快书的源流、语言、代表性书目内容等，才将“武老二”正式定名为“山东快书”，使这一民间说唱形式成为一个独立的曲种。山东快书在流传中形成了两个主要艺术流派，一派的代表性传人为山东省济南的杨立德，称“杨派”；另一派即为在北京的部队从事艺术工作的高元钧，称“高派”。在全国范围内流传的山东快书，绝大多数演员都宗法“高派。”
新中国的诞生，为高元钧创造了施展艺术才能的崭新环境。谷源流在《浅谈高元钧山东快书表演艺术的特色》一文中说：“高元钧同志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是现实主义的——从现实生活出发，通过说唱，努力塑造各种人物的艺术形象，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反映作品的主题。”上海解放之初，高元钧率先演唱了《小二黑结婚》、《桥》、《刘巧团圆》等新曲目，使人耳目一新，得到了上海市文艺处的首肯和表扬。
1950年3月，高元钧从上海北上，开拓山东快书的传播地域。先到天津，最初献艺于“小梨园”，同台尽是曲艺名家，如小彩舞、花五宝等。天津号称“曲艺之乡”，观众艺术鉴赏力强，艺人站住脚不易。高元钧一靠“红遍江南”之盛誉，二靠技艺精湛，乡土味浓，结果一炮打响。他后来又演唱了《生产就业》、《一封双挂号信》等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唱段，1951年他被天津文艺工会评为市二等劳模。同年，高元钧又自天津应聘到北京西单游艺社献艺，使北京观众第一次见到了这一具有浓重山东乡音的曲种，同台也尽是曲艺名家，如孙书筠、王佩臣、张伯扬、王宝霞等，山东快书遂正式在北京落户。
旧社会饥寒交迫的生活经历，受歧视、受凌辱的社会地位，使高元钧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同新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他放弃了优厚的经济收入，在北京志愿参了军，到总政战友文工团工作。随后，他离别了即将临产的妻子，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奔赴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作巡回慰问演出，实现了从一个民间艺人到革命文艺战士的转变。
在前线，高元钧根据战地素材，积极创作了《一车高粱米》、《三只鸡》、《抓俘虏》、《侦察兵》、《师长帮厨》、《长空激战》等一大批反映军事题材的新作品，塑造出许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每到一地演出前，他总要搜集当地的好人好事，临时编上一段来演唱。这种现编现唱的做法，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他演唱的这些新段子，在军队内外广泛流传，产生了强烈反响，极大地鼓舞了部队斗志。每到一地演出后，高元钧总是惦记着那些未能看上节目的哨兵和为演员做夜餐的炊事班，主动为他们加演。有的病号没看到演出，他也要为一个人单独演唱。有一次在行军路上，有位战士提出想听他的山东快书，他就当场掏出板来，为这位战士唱了好几个小段。他那种有求必应、主动送戏上门的演出作风，已成了部队曲艺演员的光荣传统。赴朝慰问团任务完成回到天津后，前线有的部队反映没看到高元钧的山东快书，非常遗憾。高元钧知道后，便主动要求重返前线。在上级批准下，他再次返回朝鲜为部队演出。高元钧在军队服役整整35年，先后四次赴朝，四次去福建前线，两次到抗洪第一线。他的鸳鸯板响彻了祖国的四面八方，北大荒、海南岛、余震未消的废墟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高元钧的表演使部队广大官兵深受感动，他被部队指战员称为“大兵的艺术家”。
20世纪50年代初期，山东快书开始向全国发展。高元钧每次演出回来，总会带回一批学员。于是在高元钧的主持下，连续举办山东快书培训班。1953年5月解放军建立了第一个曲艺专业团体——总政文工团曲艺队，高元钧任队长。高元钧发现并培养了诸如刘学智、刘洪滨等一大批的表演新秀，并先后培养出近200名军内外山东快书演员，将山东快书的艺术之花插遍祖国各地的军营，他为山东快书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曲种立下了汗马功劳。
高元钧早年即四处行艺，见多识广。除创作或整理改编传统题材的节目上演外，还编演过一些反映新时代生活的新节目。代表性的节目有《鲁达除霸》、《李逵夺鱼》、《赵匡胤大闹马家店》，以及《一车高粱米》、《侦察兵》、《智斩栾平》等。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性节目，是长篇山东快书《武松传》。《武松传》共十六回，即从武松出世一直说到被官府逼迫，与众英雄一同造反上梁山为止。全书以幽默风趣的语言，鲜明的爱憎，生动地刻画了一个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英雄形象。其中《武松打虎》即《景阳冈》一节通常单独演出，最受观众欢迎。全书的曲本1987年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高元钧的山东快书表演憨中见巧，刚柔相济，张弛有致，举重若轻，轻松风趣中透着隽永与灵气。由于山东快书的语言富于乡土气息，从而使其表演也含着质朴与亲切。他培育了200多名有一定成就的山东快书演员和作家，使20世纪50年代初才由他定名的山东快书迅速推向全国。高元钧还擅长相声、双簧等，曾与侯宝林、刘宝瑞同台献艺。
山东快书经过高元钧和他的学生研究后，从老百姓心目中的下里巴人的“土玩意儿”，转变为了十分讲究语言创作和艺术魅力的韵诵型口头说唱艺术类型。1959年以后，高元钧先后出版了《山东快书的表演经验》、《快书快板研究》和《山东快书艺术浅论》等理论专著，填补了该曲种艺术理论的空白。到了晚年，他注重传统和现代保留唱段的整理。人民文学出版社、曲艺出版社出版的《高元钧山东快书选》和《武松传》，为传统书目和优秀新书目的传唱做了有益的工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
周恩来总理称赞高元钧为“民族艺术的一面旗帜”，傅钟同志给他题词“桃李满天下”。为表彰高元钧在我国曲艺发展中所作的贡献，1980年，中国曲艺家协会、总政文化部、北京军区文化部联合举办“高元钧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活动暨高派山东快书演唱会。1988年又由山东快书研究会和《曲艺》编辑部一起举办了“高派山东快书艺术研讨会”。
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解放军总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当演员和艺术指导，曾当选为中国文联委员，被中国艺术研究院聘为特邀研究员。历任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并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93年在北京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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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09-12-11
编辑整理：小豆子、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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