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标人物:盖玉亭(郭雨顺)

盖玉亭
盖玉亭
出生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逝世1984318日,农历甲子年十六日,3时

人物分类
京剧 生行演员
盖玉亭,男,京剧武生。原名郭雨顺,生在北京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里。祖父以给人家挑水为生。父亲郭维元是个人力车夫。母亲则每天在街头替人家缝缝补补苦度光阴。

郭雨顺的叔叔郭喜庆是北京富连成科班的头科学生。雨顺七岁那年,家中无力抚养,也把他送进富连成学戏。雨顺生在贫寒人家,小小年纪也不知什么礼,入科的头一天,刚练完功,已到开饭时候,伙房师傅把饭菜抬了上来,早已饿得前心贴后心的雨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跑过去就狼吞虎咽吃起饭来。老师一见,这还了得,如此犯了大忌,就因为“抢饭”,雨顺被革除回家。

父母把雨顺带回家又急又气。多一张嘴,多一份负担,经过一番教训,雨顺二次来到富连成。这次雨顺谨记父母教诲,练功在前,吃喝在后,不招灾,不惹事。谁想一天早上刚天亮就被老师的藤条打醒,原来是自己身边的同学在半夜里逃跑了。老师责问他那个师兄跑到哪儿去了?雨顺说不知道。老师便不由分说把他劈头盖脸痛打一顿。雨顺又委屈又生气,以致被打急,张嘴骂了老师一句。徒弟敢骂师傅,大逆不道,为此,雨顺二次被科班革除。雨顺挨打是冤枉的,但为了生活,父母含泪托其叔叔喜庆再次把他送进富连成。这次三进科班总算踏实了,雨顺也有了行当,学文武花脸。该着他与富连成无缘,没过几个月,由于孩子们睡的是又潮又湿的地铺,雨顺渐渐生了一身浓疮,每天疼痛难忍,科班只好告知家里把他接回。等雨顺的疥疮养好之后,再进富连成也没那么容易了。此时,海参威(今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来人邀郭喜庆等人去演出,父母便把雨顺交给喜庆,取艺名月楼,叔侄很快踏上了北去的征程,这年他才九岁。

海参威有个由俄国人开办的小科班,班主是中国人叫张殿华。郭喜庆一行人到此以后,便把月楼写给了小科班学戏,喜庆除演出外,也在科班里教戏。1917年爆发了十月革命,科班解散,郭喜庆只好带月楼坐上狗爬犁离开海参威。

叔侄来到三岔口(今黑龙江省东宁县),这里有个女武生,丈夫在电厂当电工。女武生一看月楼长得很精神,便与郭喜庆商量把月楼写给她做徒弟。郭喜庆本来带着这个侄儿就感到累赘,所以慨然应诺,并向女武生夫妇索取了二百块大洋的酬金。他拿到钱后,便终日出入于赌场,过他那“快活”的日子去了。从此,月楼随女师傅改学武生。女武生教徒很严厉,这倒使月楼在少年时代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月楼跟随女师傅不到三年,一次练功不慎,竟把腿摔折了。女师傅很婉惜,无奈,派人把郭喜庆找来,将月楼交还给他。月楼在三岔口的三年学艺生活就这样结束了。随后,郭喜庆又把月楼带到了哈尔滨。这时的月楼已能上场演一些角色了。郭喜庆嗜赌成癖,为了赌钱有本,他又把月楼以三百块大洋写给了当地戏班的李大麻子,期限三年。李大麻子收下月楼有两个用意,一是想把月楼当作摇钱树,演戏给他挣钱;二是还可以给他当仆佣,为他端屎端尿、干些家务。月楼在李大麻子家除去练功外,还得当使唤小子,起早睡晚服侍主人的一家,稍有不到,就要挨主人的打骂。时间没过多久,可巧有个北京人,看到月楼在此受罪,回到北京后告诉了月楼的父亲。郭维元心急如焚,于是变卖了家中仅有的生活用物,登车直奔哈尔滨。郭维元找到李大麻子,请求把孩子领回去。李大麻子哪里肯干,言说期限未到,不然就退还三百块大洋。郭维元被逼无奈,只得哭诉于街头。一天,偶然一位北京籍的邮电局长路过,对郭维元的困苦十分同情,在他的协助下,郭维元告到法院,请求从李大麻子处领回孩子。法院判处倒也公允,责令李大麻子将月楼交给其父带回。正当月楼与父亲庆幸团聚的时刻,又有人来告:李大麻子父子对法院判决不服,决心要把月楼父子弄死才得罢休。月楼父子闻讯不知所措,欲走无钱,幸好还是那位好心的邮电局长借钱相助。月楼与父亲乘坐一辆马车逃出哈尔滨四十余里,在一个小车站登上火车到沈阳。到达沈阳不久,郭维元这个老实巴交的车夫,连惊带吓一病不起,离开了人世。月楼掩埋了年仅三十七岁的父亲,随即又去寻找叔叔,跟他一起搭班,跟他学戏。随着年龄的增长,月楼的技艺也日渐提高,如《摩天岭》、《独木关》、《武松杀嫂》等已成为他经常上演的剧目,而且很受观众欢迎。

郭月楼跟随叔叔在沈阳等地演出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他扮相英俊,两眼虽然较小,却非常有神。他身材适中,长靠、箭衣、短打戏均能胜任,而且作为武生,还具备了冲、猛、漂、帅等特点。所以,观众对他的演出十分赞赏。

月楼十八岁那年,叔叔带他来到长春演出。叔侄来到长春之后,看到隆春戏院外面斗大字的广告却写出了“特邀大武生盖玉亭主演”。郭喜庆莫明其妙地找到戏院老板侯八说:“你这儿既然接来了大武生盖玉亭,还邀我们来干什么?”侯八冲郭喜庆神秘的一笑,然后道出了事情的真相。原来侯八最先邀请的是名武生张玉亭,这张玉亭在东北一带颇有声望,技艺出众。不料张玉亭嫌隆春戏院地方偏僻,不好卖座,没有答应,反而去了地处繁华街面的燕春戏院,生意十分兴隆。侯八一见张玉亭拒绝自己邀请,在燕春演出又很上座,心中非常嫉恨。为了出这口气和招徕观众,终于想出了写出“特邀大武生盖玉亭主演”广告的主意,意思是你张玉亭的技艺好,我这儿还有盖过你的。侯八的“妙计”果然见效,观众慕名而至。第一天月楼上演《收姜维》,第二天上演《金钱豹》,过硬的戏码,出色的技艺,台下掌声雷动,从此隆春戏院每日门庭若市。张玉亭所在的燕春戏院日渐冷清,很快张玉亭就离开了长春。为了叫座,郭月楼正式更名盖玉亭,一连在长春演了两个月,每月挣三百块大洋,这是盖玉亭成名迈出的第一步。

在长春演了两个月戏之后,哈尔滨的华乐戏院又将盖玉亭叔侄接去,在那里可巧又与张玉亭打了个对台,经过一番台上的较量,盖玉亭以年轻武生的有利优势,为华乐舞台争得了观众,张玉亭再次悄悄离开了他所在的剧场。一个月后,沈阳共益舞台又将盖玉亭接去,不仅演出了不少拿手好戏,还排出了新戏《张纹祥判马》,他扮演窦一虎,也很轰动。这出戏成为他后来常演的剧目之一。艺人出名处处接迎,继沈阳之后,他又在大连演了四个月戏。当然,戏越演越精,人也越演越红。大连演罢,他又来到了海河之滨的天津卫。

在天津戏不好唱,尤其初来乍到的艺人想在这块地上站住脚,没有出类拔萃的功夫是很难办到的。为了打开局面,盖玉亭以自己的拿手戏《怀都关》打第一炮。他这出戏与众不同,扮相上为改良派,他扮演主角郑庄公,穿改良靠、裹腿、打鞋。最惹人注目的是他使用的大刀,仅刀头就有二尺多长,宽一尺左右,上有三个大刀鼻环,舞动起来满台生风。在这个戏中,除去武打外,他仅一个会阵上马的动作就令台下观众“炸窝”,他扮演的郑庄公,从兵丁手中取过大刀(此时是以刀代马),一个上马的跨腿动作,紧接着单腿不落地,飞快的三个干净利落的转身,然后既脆又稳的提刀亮相,立时台下喝彩之声几乎震耳欲聋。这出戏演出之后,观众送他一个美称——大刀盖。从此以后,大刀盖玉亭的名字便广为传开。

盖玉亭二十一岁时,在戏班里打武行的薛三大爷等人的撮合下,与天津贫苦人家的万姑娘结婚。次年,盖玉亭把母亲接来,一家人随着郭喜庆奔赴上海。

盖玉亭到上海之后,即住班在丹桂第一台。在上海戏好唱,只要有本事、卖力气,观众是喜欢捧场的。盖玉亭很快在上海红了起来,成为丹桂第一台的顶粱武生。一天,盖玉亭收到一封红帮组织的来信,要他在指定地点、指定时间把五十元大洋寄到某某处,否则将有性命危险。盖玉亭一家看到这封信焦急万分,为了以防不测,只好照信行事。一连几个月,有时全家的日子过得很紧,但给红帮们的这笔钱是不能躲过的。

盖玉亭的钱由他叔叔掌管,叔叔郭喜庆爱赌博,常常把生活费用输得精光。有时盖玉亭要用钱,只有向别人借。为了要钱,往往叔侄俩发生口角,郭喜庆以长者的身份,动不动对已成名的侄儿使用武力。盖玉亭不堪忍受,一次挨打后,偷偷约了四个傍角的艺人一块儿坐船到了大连。因为戏衣、盔头都在叔叔手中掌管,他们空手而来,只得求助于唱花脸的崔湘亭。崔把他们介绍给戏院经理,经理一听正求之不得,当即为他们借了行头。盖玉亭以《挑滑车》等戏打炮,一下子又红了,经理高兴得把他们留了下来。

郭喜庆发现侄儿逃跑,也慌了手脚,盖玉亭在时每月挣六百块现大洋,他一走,钱就没有了。郭喜庆打听到侄儿的去处后,亲自追到大连,要侄儿随他回去。盖玉亭执意不肯,最后郭喜庆再三表示决不再打了,而且在崔湘亭等人面前写了保证字据,盖玉亭这才与叔叔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没多久,丹桂第一台的经理死了。戏班的老板为了拴住盖玉亭在这里长期演戏,极力主张让他接任经理,并担任主演。盖玉亭性子执拗,坚决不肯,由此又惹怒了叔叔,郭喜庆又要动手打人了,毕竟侄儿已经二十六岁,又有上次出走的先例。郭喜庆准备以冷不防的方法来打盖玉亭,不料被侄媳万氏知道了,她把事情悄悄告诉丈夫,盖玉亭决定再次出走。一天,盖玉亭以恋恋不舍的心情,告别了怀孕的妻子,乘船去天津岳母家。

从1927年至1931年,盖玉亭在上海总共生活了四年。四年间,他与上海观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以高超技艺而蜚名上海剧坛。1930年他在丹桂第一台与著名演员蓉丽娟刘筱衡陈筱穆筱兰芬张韵楼合作演出的新编连台本戏《开天辟地》曾轰动一时。盖玉亭在剧中扮演蚩尤,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单独演出的传统剧目也颇受欢迎,常演的剧目有《艳阳楼》、《恶虎村》、《铁公鸡》等。他演每一个传统戏都具有自己的特色,都有绝招。如他演《拿高登》饰花花太岁高登,身穿箭衣、褶子,头戴扎巾,口挂长长的“黑扎”髯口,脚蹬二寸半厚底靴,腰系几乎拖至脚面的大带,在这样繁杂的穿戴下,他舞蹈自如。在表演上马动作时也有一绝,即接过马鞭紧跟着一个右脚向前“踹燕”,同时头向后仰几乎着地,全身形成水平状态,就在这一刹那的舞蹈动作中,他表演得美中见险,险中见美,每每到此,四座惊叹,一个武生演员若没有坚实的功底,是很难取得如此舞台效果的。

1930年春节前,他还参加了由上海梨园公会会长周信芳主持的“救济贫苦同业”大义务戏的演出。这次演出由上海十三个戏班的主演们参加,可谓名流荟萃,盛况空前。丹桂第一台则是以蓉丽娟、盖玉亭等人为首。这次演出,周信芳先生亲自执排了一出《大观园》(《红楼梦》中元春省亲的一段故事),由蓉丽娟主演,而盖玉亭却与刘汉臣林树森高雪樵王虎臣等名武生、名老生扮演太监。盖玉亭与其他名演员不计牌位,不计角色大小,通力合作,这在上海剧坛中成为一段佳话。

十里洋场的从艺生活,使盖玉亭饱受坎坷,而在艺术上却眼界开阔、广闻博采。由于受到海派京剧的进一步影响(他在东北期间已深受海派艺术的熏陶与传授),他在剧目上对《反西凉》、《广泰庄》等都采取了海派的演法。《收姜维》是一出典型的海派戏,扮相上别于京朝派,不勾脸,只是揉脸,在额头处画一小太极图,扎改良靠,戏中连打带骂(一种演唱、表舞形式)。演出中力求火爆、节奏快,观众十分爱看。上述剧目逐渐成了盖玉亭的代表作。除此,他在上海的最大收获,是在演出中结识了以演关羽戏而驰名的李吉来,并向他学习了一些老爷戏,为他以后演出关羽戏奠定了基础。

1931年盖玉亭回到天津,应中原公司剧场管事何茂卿邀去演出。历来演员打炮唱戏都要对当地的权贵、把头登门拜望。盖玉亭这次既不是初来,心里也讨厌这一套,所以就没有这么做。谁想在演出中却被权贵、把头们来了个“下马威”。这一天是他和著名京剧演员谭富英同台演出,他情绪饱满、精神抖擞地出现在舞台上,刚演了一会儿,忽然台下爆发出一片喝倒彩的声音,盖玉亭莫明其妙。台下秩序混乱,观众议论纷纷,戏已经很难往下演。盖玉亭暗自思忖自己没出错呀!再一琢磨,噢!一定是自己事先没登门拜客,所以权贵们雇来一群无赖故意捣乱呐。想到此,他火冒三丈,立时把手中的大刀往台上一扔,把头上的盔头一摘,气乎乎走到台口,冲着台下鼓倒掌的人群厉声喝道:“你们捣什么乱?我盖玉亭哪儿错了?叫倒好儿,不就是因为我没登门拜客吗?在台下起哄没能耐,有种的到台上来!”台下被这突如其来的斥责惊呆了,坐在前边看戏的权贵们面面相觑十分尴尬。风波最终在何茂卿等人的调解下平息了,盖玉亭不畏权势的行动,总算为戏班的同行们出了一口气。

盖玉亭在中原公司演了三个月戏,又转到大舞台。1931年阴历八月,他携带刚刚生过孩子的妻子来到大连,年底转赴哈尔滨。1932年初,东北三省沦陷,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盖玉亭为了一家人的生存,不得不携妻带子奔波于东北的大小城市。然而,每到一地,看戏者廖廖无几,一家大小常常忍饥挨饿。自1932年开始,盖玉亭曾先后到过吉林、长春、沈阳、海龙、齐齐哈尔、海拉尔、辽源、珲春、抚顺、敦化、丹东、旅顺等地,并且在长春、大连两地曾各呆了四年左右。他在长春演戏期间,又结识了著名文武老生唐韵笙。盖玉亭在艺术上又吸收了唐韵笙的一些特点,使自己的表演风格更为突出。尤其在演出关羽戏方面,他将李吉来的南派演法与唐韵笙的关东派演法融为一体,既表现出关羽的威严、肃穆、威风凛凛,又在舞蹈的上马、趟马表演中,以大幅度并颇有激情的动作,展示出这位武将的神采。他演出的海派戏《吴汉杀妻》、《七擒孟获》,也受到了唐韵笙的教益。

1945年日本投降,盖玉亭在大连与同业们欢庆抗战胜利。春节过后,他应烟台艺术救国会二分会的邀请,到烟台丹桂戏园演出。日本投降后的烟台,已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当地群众非常喜欢京剧。盖玉亭到烟台的头三天演出《怀都关》、《拿高登》、《古城会》。此时盖玉亭已年过四十,艺术上更臻成熟、老练,功夫、表演无一不佳,盖玉亭成了烟台丹桂戏园鼎鼎大名的主要演员。在烟台一年多的时间里,盖玉亭经常与解放军接触。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纪律严明、爱护人民的队伍,与他在上海、天津所受的欺凌、压迫及在东北日本侵略军铁蹄下的生活形成了鲜的对比。最使他久久难以忘怀的是一次给解放军演戏,戏台搭在露天,演出中忽然下起大雨,在部队同志再三劝说下才停演。在回家的路上,因路滑他不慎掉进了污水坑,头被碰破,鲜血直淌。过路的解放军发现后急忙把他救起来送到部队医院。部队负责人仲曦东等到医院看望他,还送来猪肉、糖果、点心,让他好好治疗,他感到解放军真比亲人还亲。1947年春节前夕,解放军战略转移,国民党部队进入烟台。艺人们重新过起了苦难的生活。国民党部队剧团乘机招兵买马,动员盖玉亭参加,但他拒不加入,并把戏园的底包演员们组织起来,与大家同舟共济。

国民党军队败退撤离烟台之际,威胁盖玉亭跟他们走。盖玉亭宁死不从,国民党军队就暗地把他的妻儿和戏箱弄走,然后派士兵用枪押着他上了轮船。国民党军官为了寻欢作乐,强迫盖玉亭唱戏,而盖玉亭托病拒演。他们恐吓要枪毙他,他也从不示弱。盖玉亭在国民党军队的胁迫下,经上海、镇江、蚌蜱又进入大别山,最后到达宿县,这时已经是1948年了。宿县很快被人民解放军解放,盖玉亭的心情格外激动,他和艺人们组织起来为解放军指战员演出,并且写信给仲曦东同志要求参军。仲曦东接到信的当天夜里,就把盖玉亭和其他艺人接了去。从此,盖玉亭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盖玉亭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以后,很快投入了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在战火纷飞中,他和同志们冒着枪林弹雨为广大指战员演出,没有戏台,就在旷场上把雪堆积起来上面铺上木板进行演出,给指战员们清唱、翻跟头、演戏中的片段。到部队医院慰问伤病员时,有条件就演他的拿手戏,没条件就给伤病员表演武功。在演出中,盖玉亭看到服装、道具不够用,便找到部队负责同志,毅然决然地将自己多年来用血汗钱购置的戏箱,全部无代价地交公,这些行头价值万金,满满装了一大卡车。淮海战役结束后,他又随部队南下,进南京,下沪、杭,不论条件如何艰苦,走到哪里,演到哪里。

1949年初,他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京剧团,改编为第三野战军七兵团政治部京剧团。剧团设在杭州。这时他在京剧团不仅是主要演员之一,还担负起培养年轻演员的工作。演出之余,为弟子王天柱等人说戏、练功。他还担任了剧团戏委会委员的职务,为剧团的建设、发展出谋献策。1950年,因三野九兵团政治部京剧团需要主演和教员,他奉命调到九兵团政治部京剧团工作。同年8月,经过两年多的战争考验,盖玉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9月,盖玉亭随九兵团政治部京剧团到上海演出。一天,他在街头盘查一个可疑分子时,不慎手枪走火,子弹从大腿穿入膝盖。伤口刚刚愈合,全国就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高潮,剧团奉命北上慰问部队。在东北慰问赴朝志愿军的演出中,他从不因身体有伤而喊苦叫累。一次,有位在《将相和》剧中扮演廉颇的演员闹情绪,晚上的演出眼看就要“亮台”,盖玉亭十分生气,竟然不顾伤口疼痛,立刻化妆扮演。演出结束,观众才知道舞台上那位威风凛凛的“老将军”原来是个靠拄双拐杖走路的重伤员。

1952年,七兵团政治部京剧团奉命调北京组建军委总政治部京剧团。部队首长考虑工作需要,于第二年又将盖玉亭从九兵团政治部京剧团调回,从事教员工作及演出。总政京剧团服务于全军,经常跋山涉水奔赴各地演出。1953年冬天,他随剧团到西北高原慰问部队,每天坐在大卡车上,寒风刺骨,汽车颠簸,尤其在翻越六盘山等高山峻岭时,有人胆战心惊,而他却若无其事的和大家有说有笑。在冰天雪地的露天舞台上演戏,在繁重和艰苦的工作面前,盖玉亭总是以愉快的心情积极去干。有人问他:“给部队演出这么艰苦、危险,你又是五十来岁的人了,难道一点儿都不害怕,一点儿也不为自已以后着想吗?”盖玉亭回答说:“我是个共产党员,是党给了我新生,我服从党的需要,不能总考虑自己。”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曾无条件地应邀到总政歌舞团负责辅导工作,除京剧之外,又为舞蹈事业做出了贡献。

1955年,总政京剧团与西南军区京剧院合并改建为中国京剧院四团,盖玉亭担任教员组组长。1958年,剧团提出在一年里演出“千场戏”。盖玉亭等一队人马顶着烈日奔波于石家庄、保定、望都、深县、沧县、安国、正定、辛集等地,除了演出自己拿手的关羽戏《古城会》、《走麦城》外,还经常演无名配角。若没有担任演出角色,他就在后台为大家打洗脸水、端茶、递毛巾,千方百计找工作干。只要能挤出时间,他还给青年人说戏。

1958年9月,中国京剧院四团奉命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盖玉亭放弃了大城市的优裕生活,携带妻儿老小来到了宁夏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初期,条件十分艰苦,身为宁夏京剧院学员队教师的盖玉亭,长年跟这群十几岁的孩子们一道,顶着炎热的酷暑,冒着刺骨的严寒,在露天的院落里练功、排戏。盖玉亭本来是专说武生戏的教师,但是为了使学员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他还兼管孩子们的基本功和武功课。无论是男生或是女生,无论是简单的腿功或是繁重的毯子功,他都认真对待,十分负责,每天累得满头大汗。到宁夏初期,他还为自治区越剧团演员教授基本功,为秦腔剧团培养青年演员。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拜师收徒又开始盛行起来。这本是件好事,但有些地方却又搞起了请客、送礼之类的旧仪式。剧团里也有人劝他这样做,他一口回绝了。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可不能搞旧意识啊!年轻人都是我的学生,谁学我都教。”他有求必应、诲人不倦。在总政京剧团时他的学生有王天柱、刘松超石铁梁刘昭伦等。到“四团”和宁夏以后,又教了舒茂林李韵章张元志义维华钱振国刘海生班增奎等。他教戏总是诱导学生为党的文艺事业勤学苦练,将来都能成为人民的优秀演员。在三年生活困难期间,盖玉亭不但不收任何礼物,反而看到学生演出或练功时,自己掏腰包买些酒菜去关怀、奖励他们。到宁夏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先后为剧团里的中青年演员教了《石秀探庄》等一批优秀传统剧目。1962年初,他与梁连柱樊富顺老师合作,为学生示范演出了《古城会》,颇得好评。

“文化大革命”前夕,盖玉亭退休,但十年浩劫时,并未放过这位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的善良艺人,以莫须有的“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罪名,戴上白袖章扫大街。在逆境中,盖玉亭对党充满信念,默默地等待着,相信党总有一天会给他做出正确结论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强加在盖玉亭身上的不实之词被彻底推翻。1977年恢复演出传统戏时,他又被宁夏京剧团聘任为教员。政策落实了,首先考虑的不是他那已住了二十几年的两间土坯房该拆迁了,也没有去想他应按离休对待,工资该补了,却一心想着如何把失去的十年时间抢回来,多为中青年演员说几出戏,把自己一生所学到的技艺统统传给他们。他不顾年老多病,每天拄着拐杖,按时步行到京剧团的排练场,指导中青年演员练功、排戏。他虽然眼花、耳背、腿脚不灵,但培养后生力量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当年。

1981年3月,中国戏剧家协会宁夏分会在银川举办中青年演员学习班,要聘请自治区著名戏曲艺术家讲课,盖玉亭应邀向演员们传授了自己如何演关羽戏的心得体会,受到与会中青年演员们的热烈欢迎。1981年6月23日,《宁夏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上登载了长篇通讯《我是共产党员》,报导了他的先进事迹。宁夏人民广播电台也全文播送了这篇通讯。

盖玉亭是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他逝世后,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追认他为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著名的戏曲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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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07年06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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